现在疫情发展主要在国外了。《财新周刊》有篇报道，《》。我看远比关于国内的报道逊色。境内各种自媒体说法，千奇百怪耸人听闻，都未必可信。国外特别是欧美的情况，还是英文传统媒体可信。危险的是欧洲和中东，这暗合我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官方宣传，(美苏争霸)重点在欧洲，热点在中东。当初意大利病例稍多，我就觉得事情不妙。意大利官方其实也有自知之明，最早最坚决地采取了封闭措施，可惜仍然无济于事。欧洲承平日久，居民都不肯勉强自己。希望海外疫情不会影响今年要去欧洲参加的两次会议，有次还是意大利北部。伊朗的情况，除了病例数字，了解较少。财新网有篇博文，《德黑兰疫区十日记》，可一叶知秋。大家对印度的疫情可能都过虑了。印度基础卫生条件较差，霍乱都没有绝迹，当地居民或许适应了与细菌病毒共存，新冠病毒未必有大的影响。
新加坡日本美国目前都是采用宽松模式，本质上按流感处理。疫情报道公开，控制动作收敛，聚焦重症，其他患者自行隔离，以观后效。这或许也是种选项。毕竟控制疫情需要代价，如何分担这种代价，日美那种有限政府不便越俎代庖。无人有权要求停工，但老板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停工，员工也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请假。在生命风险和财产风险之间，在方便与安全之间，每个人要做出自己的决定。所谓Freedom is not free. 在疫情开始的阶段，政界学界民间其实都在评估究竟需要用多大代价控制。舆论界习惯上会把问题说得严重，更何况记者等本来就不待见总统。从与制药界的交谈可见，不靠谱总统随口乱说，传为笑柄，与总统一起的专业人士当场纠正。这种专业人士的特立独行，正是美国真正力量所在。《史记·商君书》所谓，“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。武王谔谔以昌，殷纣墨墨以亡。”总统携夫人都没有戴口罩就去看望COVID-19患者，这也是种信心的宣示。当然，任何坚定的信心其实都有无知的成分，这种成分到底多大，历史会有答案。那种宽松办法如果在新加坡有效的话，在美国似乎也应该有效。美国人住房的距离较远，人际交往的社会距离也远，医疗资源和物质储备都很丰富。如果现在的宽松办法力道不足，疫情真发展到引起警觉，民众对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有某种共识，应该会有其他控制方案。就控制策略而言，高成本的最优控制与自适应的鲁棒控制，似乎也不能简单说孰优孰劣。不管怎样，希望今年的美国短期合作研究能够顺利成行。
境内方面，稳步向好，如前所述，大局已定。输入性病例果然多起来。不过不是我原先想象的境内人员流动，而是境外回流。目前看上海深圳不是最严重的，但本周都有确诊病例，上海不论有病例的天数还是病例数似乎都比前几周多。境外人员总人数少，又有入关的控制，我感觉问题不应该太大。
几年前同学们均摊的高一班20万班费，几次活动后还剩不到1.5万，包括理财所得。班长说大家很忙，近两次活动参加的人很少，提议索性买防护服捐赠武汉某医院。后来买了两百套连同班长个人捐的两百套送武汉精神卫生中心。据说有三千套的缺口。班级捐赠不到一成，并无大补，聊表寸心而已。N95口罩有一万缺口，班费可以买三千左右。我觉得钱太少，可能还是买N95口罩更好些，但也没有说什么。果然同学们另有妙计。物质缺口，建议个人捐款补上。捐款人没有几位，出手最少也是五千一万，“同学少年多不贱”。我觉着在单位拿工资的人，还是跟着单位捐款比较适宜，也便于“吾从众”。“不为最先，不耻最后”。
周一深圳通知，如果从外地返回深圳，14天内除上下班不得外出，不得组织参加聚餐聚会。其实现在是不鼓励去办公室。如果必须去，要走专门的申请程序。而且进出要在指定时间。周二又通知，如果离开深圳，需要审批，至少提前两天给学院。周五上午参加次讨论年度计划和学科规划的网络会议，如果没有疫情，应该是线下的会议；下午收到工信部通知，不允许教职员工因公或因私入京，并要求转通知博士后。最新的通知是因为疫情，血库告急，号召献血。小区继续使用临时通行证，没有过去严格。我有时候都懒得出门取证了。进门体温检测似乎也较为松懈。还注意到上海银行也采取措施，存款和取款分别用不同的ATM机，取出的现金都是新钞。美国亲戚寄来的第二箱口罩也收到，还是取道香港的快递。看来随着境内疫情好转，美国的口罩也容易买到了。前面那箱已经分给亲属了。
